儒家以德治國的藍圖:《明夷待訪錄》

明末黃宗羲(字梨洲)的傳世之作《明夷待訪錄》點出了中國兩千年來政治日益腐敗,苛政猛於虎,人民身不由主,任人魚肉的原因:古代的天下為公被野心家們一步步地轉化為家天下。

堯舜禹時代,『君』只是為大家服務,興公利,除公害,沒有個人得利。為『君』是一犧牲個人為大眾服務的『苦差事』,無人留戀,因而互相禪讓。後來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於是將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並傳之子孫,享受無窮

『臣』原是為了分擔『君』的工作,服務天下萬民才加入政府的,並不是『君』的家奴,彼此是師友關係,可以互相批評提點。可是到了後來,君主家天下,做臣的居然也把自己等同於宦官宮妾,成為君主的家奴了。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三代即夏商周。黃宗羲講的『法』,是以天下福祉而立的法,是真正的法。三代以後,國家立的法,是為了保護一家一姓世代為君的法,不可稱之為真正的法。

黃宗羲也論及『宰相』應為制約皇帝的角色,『學校』應為批評時政的地方,『士』的錄取升遷應該『寬於取,嚴於用』,這樣不會埋沒人才,卻也不會有僥倖之人被錄用。可惜現實卻完全相反。歷史上『宰相』的角色被不斷降低,到明代乾脆被取消了。於是權力失去制約,貪污腐化盛行。『學校』也淪為追求功名利祿之所,哪還有學者敢違背君主及當權派的意旨?『士』的錄取升遷也變成『嚴於取,寬於用』,造成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而在位者多不得其人

為了恢復天下為公,人民安居樂業,梨洲先生提出恢復古時(即『三代』以上)君臣法制度,也即是尊從儒家的政治思想,以德治國。他的構想藍圖中也提出恢復『井田制』,即耕者有其田;減低賦稅並以民之所出(即粟帛)徵收,避免所稅非所出之害(如金銀),讓人民可以直接並輕易應付。廢棄金銀作為交易媒介,減少對錢鈔的依賴,限定大型交易時錢鈔需與實貨混合使用,使錢鈔的地位不會高於實物,從而減少貧富懸殊。

《待訪錄》最關鍵的一點,是提出道德比能力更重要。委任官職的時候(無論是文職或武職,主管或小吏),一定要用『君子』(即有道德,知廉恥的文人/士)。這種原則也要應用到軍隊的將帥任命上。因為:夫安國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力氣,小人之事也。國家社稷之事,孰有大於將?使小人而優為之,又何貴乎君子耶?

相反,武夫軍閥們大多是以其眾幸富貴矣(憑藉眾多的兵馬,希求富貴的人而已)。這些人不識禮義,喜擄掠,輕去就。以往所見,也大多是欺善怕惡,隨時投敵。昔之不敢一當敵者,乘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同時,文人學習軍事也非難事。為儒生者,知兵書戰略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

處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仍然可以很容易地找出許多數百年前梨洲先生就已痛批的極權政府。就算號稱民主的國家,總統寶座依然是不少人趨之若鶩的目標。

就連香港那些道貌岸然的立法會議員們,也在為他們的薪資加倍而把道德拋諸腦後。港府錄取政務主任(AO)除了途徑單一,也是『嚴於取,寬於用』,使得不少豪傑『老死丘壑』或紛紛成為反對派,而『在位者』則『多不得其人』。

資本主義社會對錢鈔的崇拜遠超實物,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普羅大眾實際上是無可奈何地被政府的苛捐雜稅,財閥們的壟斷欺詐及政客們的招搖撞騙魚肉終身。

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資本主義貪婪的惡疾積重難返,儒家思想開始被有志於改革之士注意。儒家的治國理念來自孔孟,但施行藍圖則應首推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了。希望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以此書作為基礎,批判地吸收改良,為人類找出一個更圓善的政治社會制度及文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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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陳子剛

做了二十年跨國企業高層管理,決定放下忙碌,遊歷於思想與山水之間。閱讀古典智慧,思考現實人生與社會,展望未來;憑智慧和批判改變日益不公義的社會及人類的異化,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公義社會與自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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