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地思考普選爭議

『和平佔中』第一槍『和平佔領遮打道』發生後,民間怕亂怕對抗的市民的情緒也被觸動,大部分人的矛頭指向泛民中精英階層(如大律師,大學教授)的犧牲程度和對少數出名激進的搞事者(如長毛)的破壞性的不齒。

最明顯的例子當屬一篇『討伐』大狀、教授的『檄文』,指責這些泛民領袖們只會煽動別人的子女犯法,他們自己的子女則全部缺席佔領行動;另一篇『檄文』是擔憂民主制度下,有可能讓長毛等激進泛民領袖獲選進入政府(因此情願不要民主)。

當然,更多的反對者不願見到平民衝擊威權政府,怕亂,也感覺不到有此必要。

以上不齒與擔憂其實很合理。除了敏感前衛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能夠意識到假普選意圖,新聞自由慢慢消失,日漸嚴重的不公義,白皮書敲響了一國兩制喪鐘等現象對香港核心價值的侵害外,大部分日常遠離政治,依賴早已被『和諧』了的傳統傳媒了解社會的普通市民,大部分沒有能力或意識去理解街頭的公民抗命者背後的理念,不少人甚至不清楚『和平佔領遮打道』的學生和市民只是以犧牲自己及非常和平的方式靜坐抗議。

但是,無論如何,除了某些目光短淺的既得利益者,以及那些『心術不正』,『見利忘義』的幫兇(共通點是皆為私己利益而來)外,正常的公民都不會反對民主普選制度,只是希望民主普選不會帶來以上的負面擔憂(即醜陋政客橫行霸道,摘取利益)。

事實上,民主制度的關鍵優點,正正是民間擁有監督政府與議會的最終權力。那些似是而非的『激進領袖進入權力中心,繼而反中亂港』之說,在香港這一高度發展了的公民社會,是不會實現的(就算出現這種情況,選民的覺醒與力量也會通過選票及議會將其修正)。

至於泛民中的精英派領袖們,選擇自己上陣,而非由子女出頭,絕對是無可厚非之舉。與那些年輕人自主抗爭,父母背後支持的情況並無高下之分,都是以自我犧牲來反抗不公義。反而平日口口聲聲『勇武抗爭』的社運投機分子(包括『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這些人搞事的唯一目的是為議會選票,因此狡猾地躲避法律紅線,政治行為飄忽:一時反建制,一時又反泛民自己人,目的只為搶選票),最後一刻從佔領行動中全部消失,才是最令人不齒的一群。

回到不希望亂的市民身上,他們或者過於盲目尊崇威權高高在上,與眾不同(因而過於『厚道』,不忍壞其面子),或者害怕搞對抗,怕因此失去本來擁有的,或者自覺威權強大,小市民一向不可能改變什麼,又或者對警察暴力及法庭監獄心存恐懼。這種『崇拜感』,『畏懼感』或『無力感』的民間意識形態,是威權政府最希望永久保持的。他們也會通過種種行為加強這種意識形態(比如最近政府口口聲聲擔憂民生項目撥款無法如期通過,卻又寧願民主受影響也不肯調動議案先後次序,讓民生議案先議;還有那些針對『和平佔中』義工,七一遊行示威者近乎低能的事後拘捕檢控)。

我自己2003年的親身經歷就能說明這些心態的影響。當年我自認事業有成,感覺良好,埋首於賺大錢。七一前一天,我的那位平日不多作聲的秘書突然憤憤地告訴我,她準備與老公一起參加七一遊行,因為這個政府實在太過分。當時的我並不十分贊同泛民在SARS肆虐,政府忙於抗災時,對董建華多踩一腳(在立法會提出彈刻動議),他畢竟是個老好人,看來也是在努力為香港做事啊;此外,我也覺得23條必能通過,小市民無力反抗。結果五十萬的先覺者(當中有我的那位秘書和她老公,卻沒有我 – 我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只是站在維園附近吃驚地看著那黑壓壓的人群出發),憑著憤怒但和平的汗水改變了一切,成功擋住了傷害自由的一把利刀。

十多年過去了,我至今沒有忘記秘書小姐走進我辦公室的那一幕。當時的我,毫無疑問是一個自私又自以為是的既得利益者,對威權抱有『厚道』感,反感於政客的『無理取鬧』,看不起弱小市民的力量等等,跟今天不少反對『和平佔中』的人士沒有分別。所幸的是,我漸漸認識到,當年的五十萬先知者是對的。儘管政客還是骯髒的政客,但這些政客的存在,並不能抹殺掉追求正義的正當性。

七月二日遮打道511位和平抗爭者的自我犧牲,相對於那些無恥政客的龜縮,為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正如卡繆在《反抗者》中提出的,『抗爭者』沒有憤恨,只有正義的激情,他們只會犧牲自己,不會去傷害別人;相反,『憤恨者』只有妒忌與仇恨,會為對手受到傷害而興奮。

希望真心為了香港而反對『和平佔中』的人們,能夠分辨出『反抗者』與『憤恨者』及無恥政客,以及他們背後的理念的分野。

至於2017普選特首的方案爭議,大部分支持公民提名者的理由,相信是為了爭取公平的提名權,以及擔心提名委員會會作出逆民意的政治篩選,又或者擔心政黨腐敗。相反,擔心公民提名/真普選的人們,怕的是中央反對,民粹主義,激進政客當道。

要解決雙方矛盾,我們須要一個妥協的真普選方案:大幅提高提名委員會的民意代表性,廢除公司票及改變四大界別安排,加入所有經普選產生的民意代表。同時,加入公民推薦及適度低門檻提名(『18學者方案』)。

以上方案技術上非常容易做到,也可以過濾掉毫無勝選機會,卻意圖通過走偏激路線搗亂的政客。『愛國愛港』,『不對抗中央』等等無法清楚定義的要求,可以通過宣傳,說理,取得大部分香港人的認同(事實上,大部分港人為人為己是早已認同了的,也看不出改變的可能性),在一人一票中體現。中央則保留著最終任命權以防萬一。這是三贏的局面,實在看不出『真心實意實現香港普選承諾』的中央有什麼擔憂,反對的地方。

問題是:北京是否願意給予香港真普選?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說明一下。社會出現大規模的反抗運動,最大的責任方是『高牆』(手握權力者),而非『雞蛋』。因為『高牆』手握改變的權力,面對有巨大民意支持的,又符合公義的改革呼聲,如果『高牆』從頭到尾拒絕理會,甚至拒絕承認分歧,『雞蛋』才會被迫群起而反抗,以犧牲自己的方式反抗不義政權。

人們不應該指責『雞蛋』,要不齒『高牆』。事實上,很多時候,用『高牆』形容極權政府並不恰當,應該用『坦克』,因為這種政權會主動破壞民主,自由,公義,並且會屠殺手無寸鐵的百姓。

解決或軟化對抗的責任主要在『坦克』一方,『雞蛋』是非常渴望妥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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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陳子剛

做了二十年跨國企業高層管理,決定放下忙碌,遊歷於思想與山水之間。閱讀古典智慧,思考現實人生與社會,展望未來;憑智慧和批判改變日益不公義的社會及人類的異化,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公義社會與自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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