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李光耀與「新加坡模式」呢?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於2015年3月23日凌晨逝世,終年91歲。

李氏一生對新加坡獨立自主的貢獻及他創造的「新加坡模式」所帶來的成就有目共賭,而他那近乎馬基維利式的價值觀(也曾處處反映在李氏的「亞洲價值觀」中),又使他成為一位極具爭議的人物。


我曾經在很久以前讀過他那兩大册的自傳,十分佩服他對人性的洞悉,對政治局勢的準確判斷。我也特別欣賞他那堅毅又樂觀的人生哲理:人來到世上,並不知道結局會是如何,因此他必須具備應變能力和韌力,同時擁有樂觀的性格,相信自己能夠克服困難,否則他便會放棄。

如今回味這句話,會立即讓我聯想到香港的「雨傘運動」和香港人的民主追求 – 應變、韌力、樂觀、相信,帶來永不放棄。

可是在另一方面,每當我聆聽他大部分的政治警句,卻總是覺得不大對勁,仔細推敲下,總是得出「偏頗」的結論。

譬如:

「雖然民主和人權是不錯的理念,但我們應該清晰,真正目標是良好政府」— 民主和人權與良好政府不但不是對立,反而是互相不可或缺的啊。民主和人權須要良好的政府作保障,而最終無法保障民主和人權的政府,會是良好的政府嗎?這個「良好」的定義是可以違背「民主」、「人權」的嗎?「有秩序地生活」與「不會餓死」的權利是可以用「一生為奴」來換取的,難道是「良好」的?

「民主的弱點是錯誤假設所有人都生而平等、能為共同利益作出同等貢獻」— 民主只是假設所有人的政治權利(即影響每一個人的政治領域裏)都生而平等,有權平等地表達政治觀點並平等地參與選䝨任能,並不是人人做議員、官員甚至總統。而「共同利益」包含政治,也同時包含經濟;有直接貢獻(官員),同時也需要間接貢獻(社會每一個環節、職務),是難以也無必要衡量的。

「西方人強調的是個人、自由,新加坡須要的是廉潔、有效的政府」— 儘管兩者可能有先後,但並不對立。建立了廉潔、有效的政府後,難道就不須要個人、自由了嗎?另一方面來看,「家天下」的政府理論上也可以是一時廉潔、有效的(只是沒有制衡,沒有長遠保障),代價則是人民的政治權利與自由,難道真是長久可欲的嗎?

李光耀的長子,現任總理李顯龍曾經說過,如果反對派在國會取得足夠議席去挑戰政府,他就不會有足夠時間去制訂合適政策,而是要花所有時間去思考如何收買支持者。這種「自比精英」又「高高在上」的思維,缺少了對人民智慧、社會力量所帶來的巨大正面能量的認知,對一個國家向長遠而更高、更複雜層次的發展,是不利的。

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新加坡的威權方式或西方的民主自由方式),當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定富裕程度,人民便會要求社會更上一個層次(如Maslow的需求金字塔所示),而那個更高的層次的需求,將不再是李光耀口中的「房屋、醫療、教育」,而是個體的獨立、自由與尊嚴,社會的公平、正義。

用一個對發達國家(如人均GDP超過五萬美元的新加坡)的層次來要求,也許在金錢層面新加坡政府還算廉潔,但從法院對反政府者的一面倒的不利判決,行政機關被授權不經法院審理就有權無限期拘留反對者,政權的隔代世襲,控制新聞出版等角度來看,就與廉潔相去甚遠了。

只問秩序、財富不問自由、公義,最多是一個成功的現代部落酋長的哲理。這種哲理與其指導下的經濟成功,在大陸開放初期的一個個極速致富的什麼什麼村(同樣一言堂,同樣人人富有,家家別墅),本質上並沒有分別(只是那什麼什麼村並不是獨立王國,最終在國家圍堵干預下失敗而已)。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儘管李光耀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偉大政治家,他所創造的「新加坡模式」,也許只能造福新加坡自身而已,並且往後將會被新加坡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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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陳子剛

做了二十年跨國企業高層管理,決定放下忙碌,遊歷於思想與山水之間。閱讀古典智慧,思考現實人生與社會,展望未來;憑智慧和批判改變日益不公義的社會及人類的異化,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公義社會與自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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